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
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22]当然，在新近通过的两个证据规定中，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调。
正因为如此，鉴真除了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起到鉴别作用以外，还从一种特殊的角度保证了实物证据的相关性。【中文摘要】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再如，与证据的合法性、证据能力相比较，法官更为重视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具体而言，在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司法人员要加强对鉴定检材真实性的审查，包括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等环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
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对于物证、书证的来源、收集过程及其真实性的鉴别，《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没有强调当庭辨认的方法，而主要是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出示、宣读和质证来加以完成。原告乔治亚州认为这几家铁路公司的行为有损商业领域的正当竞争，于是援引《克莱顿法》的规定，要求法院颁发禁制令。
衡平法院对信托的管辖权旨在财产，而非人身。第三阶段为国家亲权时期，这一时期，当父母亲权不当时，国家有权力取代父母，履行监护职责，保护少年的合法利益［3］。从立案到执行，除专门机构负责外，还设置多层听证程序，环环相扣，注重少年司法各程序之间的融合与贯通。若继承人为女性，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该继承人年满21周岁或者14周岁时，领主对土地的控制权停止。
同时，该案也否定了国家亲权在少年案件中的无限制适用。被疏忽或被虐待的儿童通常是指被自己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虐待、疏忽，因此需要少年司法当局给予保护。
就法院系统而言，最佳选择在于将少年司法从传统的司法体系中脱离出来，组建专门的少年法院，并选拔专门处理少年案件的法官。在此案中，法院的首要考量不是国家亲权准则本身，而是在于国家亲权准则指导下的少年犯处于两个极端的世界：他们既不能像成年人一样得到保护，也不能享有为孩子们设定的关爱与矫治一个国家的议会大楼长期向公众开放，并公开展示其议事程序规则，足见其内心无比的自豪与自信。显然，在承受恐怖袭击的严重打击后，法国人还是特别爱惜个人自由权利。
该书与王教授的研究思路较为类似——或更准确地说，受到王教授的学术研究影响，对于晚清以来中国面临欧洲列强的竞争压力，所汲汲追求的现代强国之路进行了历史重构，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的内生动力，以及中国人在军事、外交、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多种努力，最终避免整体沦为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运动的牺牲品。2015年10月至2016年8月，本人应邀赴法国访学。一谈到法国，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法国人的浪漫。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无法独善其身。
这种文明习惯，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也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在共同坚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或道德伦理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也需要充满勇气去探索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法治和现代化道路。
谈到法治，英国人当然比我们更为珍视《大宪章》以来的宪政民主。Jonathan Fenby在《当代中国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3，企鹅出版社）一书结尾处不无风趣地谈到：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改变中国，1989年，在苏联解体之后，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的现代化或法治模式，客观上并不存在。然而，历史有时真是吊诡：1860年秋天，正是这个文明国家的军队，伙同另外一个文明国家的军队，将中国的圆明园付之一炬。这本书的开篇便很吸引人，其中提到：有人主张，当今英国政府——或由英国女王代表英国历届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以往殖民时代因奴隶贸易、殖民侵略所造成的伤害，向各国人民公开道歉，并给予一定赔偿？作者还谈到，恰恰因为英国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使某些国家和地区养成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并客观上造就了一种世界性语言——英语。不仅在经济史领域，更可能为全球法律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书名或可直译为《中国转型：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国内民主法治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有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尽管英国早已从控制世界四分之一领土的日不落帝国，萎缩到以英伦三岛为主体的西欧岛国，英国人的傲骄姿态却根深蒂固。初到法国的时候，不论行走在校园街道，还是乘坐公交地铁，经常听到人们讲两个法语单词：Bonjour（日安）和Bonsoir（晚安）。
与此同时，如果说英国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相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尤其在首都巴黎，塞纳河畔的桨声灯影，香榭丽舍大街的奢华时尚，老佛爷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或者朦胧夜色下红磨坊的迷离灯光，……似乎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浪漫的色彩。
尽管王教授一直强调他的研究主要在经济史领域，但从会议主办方的议程安排来看，他的主题发言受到了高度重视，足以说明他的国际学术影响不仅及于美国，更及于欧洲。除了这部经典的宪法性文献外，凡是到英国议会大楼参观的人，都可以自由取阅一种由多种语言印刷、名为议会议事规则的小册子。
读至此处，不禁心生疑问：到了2019年，是否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呢？ （家红按：本文刊于2016年12月28日《法治周末》，略有删改。我是在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前抵达伦敦的。即便面临恐怖袭击的危险，也绝不会容忍政府胡来，恣意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后来才弄清楚，这是法国人的一种日常习惯。
以西方为主导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饱受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人类，似乎比以往世代更加珍惜人类的未来与和平福祉。对于这一切，批评和埋怨恐怕是无济于事的，真正需要的应该是共同面对，应该是从自身做起，尽到一名公民的责任。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所谓欧洲经验的普适性具有很大局限，因而是值得怀疑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相比之下，英国作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与法国具有不同的风格。不管怎样，法国人对于大革命时代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长久以来十分保守。
无独有偶，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Quest for Power: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Statecraft的新书，作者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副教授斯蒂芬（Stephen R. Halsey）。相反，完全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下。王国斌和斯蒂芬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足以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必要破除对于所谓西方模式的迷信，尤其需要对欧美国家的法治和现代化经验有一个全新和全面的认识，而不应该偏执于某些并不可靠的法治或现代化教条。其后，法国政府检讨以往内政和外交政策，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欲图亡羊补牢，遏制恐怖势力。
但当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散步，或者在一些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行走，会时不时地发现有人骑着高头大马从旁边经过，甚至拉下几摊热腾腾的马粪之后，扬长而去。正如一位法国朋友所讲，法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专制风险历来充满警惕。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尤其应该珍视当下的和平秩序。一个热爱文明和自由的国家怎么能对另外一个国家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呢？ 当然，重提历史并不意味着要积累或挑拨仇恨。
毋庸讳言，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二战之后所奠定的世界和平秩序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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